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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尔将军

人生如棋,落子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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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13 19:39:06|  分类: 时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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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石勇《失意者正在走来》

原题:失意者正在走来


作者按:这篇文章只想揭破这几点: 

1、无论现在网上吼得多么凶,也无论群体性事件有多少,根本不具备“暴力革命”或“社会大乱”的心理基础和现实基础,大家也就闹一下而已;

 

2、官方早就算准了无论公知和屁民们闹得多么凶,公知不过是利用社会情绪赚取商业利益,而屁民不过是得到发泄疗伤,骨子里,这两帮人都不会砸烂“现在”;

 

3、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反政府”情绪,只是形成了一门利用这种情绪的生意;

 

3、这也是很多自认多么向往自由民主的人不去追捧关在监狱里的人,而去追捧名利双收的公知的原因。

 

 

 

最近,有党刊的声音,要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

 

嗯。有些网民是要教育教育一下。

 

这个声音概括了大家都体验得到的一种社会情绪,就是“不满”——说这些网民“社会阅历浅,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有挫折感、失落感”。用一个有点政治心理学色彩的词来表达,他们是一群“失意者”。

 

公正地说,不满的并不止处于社会食物链底端的人,境况稍好些的中产阶层,一些有钱人,甚至从体制中分享了一杯羹的人,也是牢骚满腹。可以说,失意者已大量涌现,而且情绪在社会中相互传染。

 

这暗合了当下中国的背景:逛一圈微博,好像就要发生“起义”一样;各利益群体、官民矛盾不断,“群体性事件”频发;很多人都没有安全感,神经过敏地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总担心有人对自己勒紧脖子;各种“崩溃论”不断,“暴力革命”的隐忧从未消除。

 

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呢?换一个问题问就是:今天的社会心态到底是什么?具备了“暴力革命”的心理基础和现实基础吗?还是在一群失意者的撞击中,“现在”仍可以不变地维持下去?

 

 

                            神经过敏

 

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怎么样,就会怎么样。

 

我的分析,可能会让具有“失意者”心理特征的人失望:现在只是具备了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和现实基础,并不具备“暴力革命”的心理和现实条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骨子里,最害怕“暴力革命”的,除了既得利益者,还有那些因为失意而渴望骂几下,闹几下的人。

 

看起来很奇怪。但真相并不浮在社会情绪那儿,而是存在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中。

 

观察一下今天弥漫的社会情绪,可以发现,除了“不满”之外,还有诸如不安、焦虑、狂躁、愤恨、恐惧等。对应的社会心态,大致可以用“失意感”、“挫败感”、“丧失确定性感”、“被迫害感”来概括。

 

心理事件,只是政治、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搞成这样,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就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而言,“社会”被“国家”掐得喘不过气;就社会结构自身来说,洗牌已大致完成,阶层固化光临多时了;而在社会分配方面,“马太效应”持续存在,不公正不是在缓解,而是在加剧;还有阶层关系,心理对峙越来越严重,而且扩展到每个原子似的个人和抽象社会的心理对峙。

 

不用怀疑,这样的社会背景,谁能活得自在,心理上不受刺激?

 

正如有毒的环境会摧残人的身体健康一样,不公正、不友好的环境也会破坏人的心理结构和人性。被剥夺的失意者自不必说,既得利益者虽然得到了在道德上不应得的利益,但也有心理后果,就是把自己的心理结构,可能还有自我、人性,弄得更畸形和病态。

 

解释一下就是:剥夺别人,对别人不公平,在道德上当然是错误的,心理上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会有罪恶感。一个人如果让自己意识到这一点,绝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不可能在罪恶感中继续剥夺别人,这会人格分裂的。在心理上必须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把剥夺合理化。这个办法非常简单:贬低、蔑视、仇恨被剥夺者,说他们懒、素质低、可恶之类,从而说服自己剥夺他们是正确的,或者根本就不是剥夺。

 

但活还没有干完。剥夺别人,自然很逗人恨,别人随时可能会忍受不了而报复,既得利益者当然能预知和体验到这一点,这又激起他们的恐惧。而消除恐惧,除了仇恨,继续强化剥夺,别无他法。

 

就是说,要维护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格局,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必须付出让自己在心理上“残废”,弥漫着恐惧、不安、仇恨的代价。伤害别人的人,首先就需要在心理上、人性上杀伤自己。干掉道德的人,道德也会干掉他。

 

这引起了一个社会的大麻烦:无论是谁从“现在”中得益,受损,心理上,大家都觉得“现在”难以忍受,充满风险,是不可持续的,而未来是什么,根本就没有确定性。这样,就分别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失意者渴望发泄,闹点事,而既得利益者对于失意者的发泄、闹事,异常地神经过敏。

 

他们在心理上共同制造了“暴力革命”的假想敌,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看成是假想敌来临前的征兆,而不是这个假想敌还远着的证据。

 

 

                              先验渴望

 

群体性事件,是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的现象。中国有,印度有,非洲有,土耳其有,美国有,欧洲也有。看上去,显然不都是“体制问题”。

 

事实上,首先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所主宰的人类社会,无论是否会发生“暴力革命”,一定会发生群体性事件。

 

在前现代性社会,人们以具体的共同体成员,诸如村社、族群成员的身份存在。在共同体中生活,他受到了共同体的庇护。换言之,共同体或者不会让他的心理问题产生,或者就是对他心理问题的治疗。他的认同,来自于共同体,而非“自我认同”。

 

同时,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靠契约和钱来维系的,没那么俗。在具有神圣感的共同体里生活,生存之外,还存在一个鬼神世界。因此无论生活多苦,那只是体现在衣食住行层面,而非精神层面。在精神层面上,共同体的生活,具有很多超越衣食住行的日常仪式,可以让一个人超越世俗生活的重压。而且,这种仪式感,是日常生活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出戏剧的上演。

 

在心理层面上,群体性事件、暴力革命和祭神、唱哥、跳舞、搞运动会的功能一样,就是借助它们的戏剧性元素,让一个人忘记孤立的自我,融入一个抽象的群体、氛围或世界中,超越或者逃避世俗生活。再说得露骨一点,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暴力革命”,在心理功能上,不过是对前现代性社会人们具有戏剧性元素的生活的替代。

 

所以,除非被逼得活不下去,暴力革命是前现代性社会人们很难想象的。而“群体性事件”,也不是一堆社会原子聚集起来干,而是不同的共同体成员的矛盾冲突所致。

 

但现代性主宰下的社会,尤其是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

 

共同体的瓦解,使人们就是一堆相互离散的社会原子。个人,不得不以一个孤立的自我去面对陌生而危险的世界。这些社会原子,通过契约,重新去与别人结合,通过利益,去维系社会关系,但这些都是原子与原子的关系。他没有了共同体的庇护,作为一种心理保护,便放大他的“自我”,因为他只能抓住这一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鬼神世界的消失,以及共同体生活的消失,使一个人的世俗生活,还原成衣食住行,生活中的戏剧性元素,还有仪式感荡然无存,只能靠看小说看煽情电视剧追星旅游在咖啡馆里装13等等来补偿。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挽救他没有一个共同体在精神上置着,以及使日常生活具有戏剧元素、和一个不变的世界牢固结合在一起的命运。他终要面对渺小无力的自我。

 

正因为如此,人们具有了一种忘记孤立的自我,去参与某种具有戏剧性元素的活动的先验渴望。

 

有几种情况:如果生活不受影响,人们想到的只是去参与各种对秩序没有冲击的活动;当生活中有不满,郁闷,渴望就已经升级,他们希望社会能“乱”一下,但不能“乱”到打破生活秩序;而如果在心理上变成一个失意者,事情就起变化了,他们将容易变成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革命的忠实粉丝。

 

这是现代性条件下的问题,相当于是心理上的背景。

 

群体性事件当然更有现实的体制和社会背景,是各种不公平,腐败,权力的施虐,政策对某些人的掠夺,等等,刺激、强化了人们对具有戏剧性元素,且能获得力量感,能发泄破坏性的活动的渴望。对此,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

 

一点都不奇怪,一场群体性事件,最先引火的,不一定是当事人,而可能是旁观者。而如果发生一次围攻政府机构的事件,在一些人去围攻时,一定有人趁机去打砸商店。

 

                             弱者心态

                 

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说现在只是具备了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基础和现实基础呢?

 

看一下美国政治心理学家霍弗的揭示。按他的说法,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变成“暴力革命”)要发生,有几个条件,一是社会中普遍有烦闷感;二是失意者们感觉到他们的自我已经一败涂地,无可挽救,只有砸烂“现在”才能救赎自己;三是有具有领袖气质的狂热者的出现。

 

霍弗看得很准,虽然他的思维习惯就是不去解释。但可以确认:今天的中国,还不是“群众运动”(暴力革命)的土壤。

 

很容易就能看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社会情绪和社会心态,都有过度反应的倾向。比如,像不信任政府机构,抗拒城管野蛮执法、抗拒强拆中的过激反应等,不必往“对抗”上联想。人们之所以这样,其实是一种“弱者心态”,是面对具有单边优势的一方时,在心理上、行动上主动防御的表现。

 

尤为重要的是,一个弱者在这样的社会场景中,展示其弱者心态,正是他只是打算这样来“表达”的一种暴露。内心的声音不过是“你有公信力点,让我相信你,你文明点,讲道理点,让我配合你,让我和你谈”罢了。

 

不安、焦虑、狂躁、愤恨、恐惧等社会情绪,还有失意感、挫败感、丧失确定性感、被迫害感的社会心态,同样不是看上去那么可怕,如果不再激化它们的话。

 

就心理上而言,情绪,心态,是受到刺激后,一个人在心理上保护自己的结果。它们表现出来了,也就表明,一个人是希望消除这些不良情绪、心态所产生的条件,而非就是不依不饶要去干什么。同时,这些情绪和心态也表明,他还处于受到刺激后,心理受伤的阶段,而非绝望的阶段。咬人的狗是不叫的。一个绝望而要去做什么的人,不会再有这些情绪和心态。

 

因此,这些情绪和社会心态,只是支持“发泄”,而“发泄”是短时的,影响注定也有限,“发泄”过后,一个人就会收手,因为没有心理能量支撑了,除非下一次蓄积心理能量再来。

 

现实也恰恰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无论“现在”怎么贫富悬殊、不公平,人们起码是享受到了它的好处的。多数人再失意,他的自我、生活确实并没有坏到一塌糊涂,对于改变命运,改变处境,都仍怀有希望。也就是说,骨子里,人们对于“现在”有着眷恋。

 

另外,“未来”是不确定的,谁知道会更好还是更坏呢?也许坏得一塌糊涂也说不定。

 

在这种情况下,对“现在”骨子里有着眷恋的人们,虽然渴望发泄,渴望有一个具有戏剧性元素的事件让自己参与,但在内心里,他会无意识地阻止自己,以避免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砸烂了“现在”,在“暴力革命”下,他等于抛弃了熟悉和眷恋的世俗生活,等于全面抛弃他尚珍视的自我,面对的,将是无序化的恐惧,首先他自己都不会答应。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群体性事件从发生到消除,除非不断地刺激,否则人群闹一下就散了。这不仅仅是维稳力量的强大,还在于,一个人参与群体性事件,更多地是一种心理疗伤,他并不是抱着砸烂“现在”的目的而来。

 

还不仅仅如此。一系列的“报复社会”事件,也在从反面表明,即使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无可挽回地败坏,即成为彻头彻尾的失意者,他也只是要拖着别人,尤其是容易下手的弱者和他一起玩完。无论是郑民生屠童,还是陈水总纵火,皆是如此。

 

和那些容易参与群体行动,骨子里却并不想砸烂“现在”的人不同,郑民生、陈水总等人从心理上最容易成为砸烂“现在”的坚定信徒,但他们对参与一个群体去行动并无意识和兴趣。

 

既然现在只是具备了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和现实基础,那么,假如要发生“暴力革命”,需要哪些条件呢?至少需要这样一个条件:召魂机制。第一,它要把未来确定化,第二,像霍弗所讲的,还要把“未来”拉近、美化,有一套教义信誓旦旦地告诉人们,你只要砸烂了“现在”,马上就可以进入那个美好的天堂了。这样“现在”不仅无法忍受,而且真没什么好眷恋的——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教义去发挥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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