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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政治毁了我们的春晚”   

2013-08-04 17:27:18|  分类: 时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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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壹读iRead《冯小刚将要面临的折磨》
冯小刚将要面临的折磨 - 壹读iRead - 壹读iRead

 


 | 艾迪  实习记者 谭然之

他们最想说的或许就是:“你行你上啊!”

春晚导演要在盛典氛围和政治总结之间寻找交叉点,既躲不开上层的审视,又惹不起递“条子”的关系户和财大气粗的赞助商。身心俱疲之后,他们最想说的或许就是时下最流行的那句话:

“你行你上啊!”而今年将要面临这些困境的,是冯小刚。


文 | 艾迪 实习记者 谭然之

“我们是在给中央电视台‘演’春晚导演。”2001年,导演王冼平接到了43张推荐演员的“条子”。卸任之后,她说再也不想碰春晚。

陷入开会和审查的疲劳战,卷入名利的漩涡,穷于应付“条子歌手”和广告商……这是春晚导演们普遍面临的窘境。

事实上,这些精神层面的痛苦还是第二波,对所有导演而言,第一种痛是生理上的。

1993年,央视首次采用竞标方式选拔春晚导演,36岁的大个子张子扬中标。据《中国周刊》报道,晚会播出前,正当壮年的张子扬连续五天没休息、三天没吃饭,“从裤腰以下全被汗水浸湿,双手扳控制键已经扳得僵硬麻木”。担任过语言组导演的马东也说,“当春晚导演是个苦差事,首先身体得好,禁得住几个月的熬夜;其次得脸皮厚,禁得住正月里的骂声”。

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导演,春晚排练的超大强度更显残酷。2004年,毫无思想准备的袁德旺在57岁时接到执导春晚的任务,创下了春晚导演的年龄之最。

“每天都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时候这个会还没开完,下一个会已经来了。”据他回忆,由于很多演员和作家不习惯早起,央视编导和他们的沟通只能放到下午,春晚栏目组自己的碰头会自然就持续到深夜。

最忙的时候,袁德旺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凌晨三四点钟刚躺下,早上八点就要到台里开例会,基本属于“以台为家”。睡眠不足,体力不支,不仅让他累得不知所措,心情也越发糟糕。

他们的困顿和苦恼,映射的是春晚多年的痼疾,也是30年来中国献礼文化的投影。而今年,将要面临这些困境的,是冯小刚。

 

看不见的领导,看不见的手

即便疲惫不堪,也得强打精神。因为节目筛定、排练后,还要面临“审查”。在春晚这场马拉松般漫长的拉锯战里,不论你是经验丰富的春晚“老人”,还是新鲜上岗的指挥者,审查都是磨练心力的一道关卡。

2009年,郎昆(导演过2009年等多届春晚)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上春晚要过“六道关”。中宣部、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组成的领导小组都对节目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在袁德旺看来,需要考虑的不止是这几个部门的意见,还有管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光明日报社,更不用说中组部、公安部、共青团,甚至妇联的领导都有发言权……开研讨会时,有时十几个人讲完才轮到袁德旺自己发言。

审查标准包括“艺术标准、宣传口径标准、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前者好理解,后面的两个标准,则取决于节目播出后是否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是否在宣传口径上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郎昆举例说,语言类节目中若讽刺医生、教师、公安,那都会形成“对一个行业巨大的伤害”,哪怕只是一句话不妥,整个节目也会被无情地砍掉。

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在亲身领教过春晚的审核之后,感慨地说:“春晚的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伤害这个国家的形象,其实相声根本就没必要在那里出现了。”

赖声川的名作《千禧夜,我们说相声》针砭时弊,对权贵阶层审美趣味和“政治秀”的嘲讽犀利痛快。2002年春晚总导演陈雨露原本希望赖声川的表演团队能在除夕上演一段《千禧年》的“精简版”。在她的请求之下,赖声川字斟句酌地修改了14次,改到陈雨露都觉得“自己是在折磨赖声川”的地步。

其实从头到尾,领导们都没有向陈雨露指出改动的具体理由和方向,“揣摩”成了春晚导演们的必修课。于是,除夕夜,春晚舞台上的《谁是贝勒爷》和原作相比面目全非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在春晚正式开场后,“上头”的意见也随时会改变节目的走向。

1987年春晚,导演邓在军选定歌手费翔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编导会上,领导觉得表演时的迪斯科动作太夸张,要求拿掉。结果直播时,领导发现这些动作还在,就在话筒里大声喝令:“邓在军,不能切全景!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于是,那次载入春晚史册的表演,播出时整首歌后半段的镜头只有近景。

有时候,负责审查的领导还会“记仇”。1998年春晚,导演孟欣为那英和王菲度身定制了《相约1998》,却在大年三十当天接到通知要拿下节目。那英打听缘由,时任央视台长的杨伟光亲自过问后才得知,前一年王菲拒绝为春晚修改歌词,得罪了人,因而遭此待遇。幸好导演最终顶住了压力,两位天后才有机会在春晚舞台同台献唱。

近年来,春晚甚至遭遇了“全民审查”。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小品统筹王宝社参加过多届春晚的创作,某年有一个小品在审查时,剧作家闫肃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第二天,马上就有民间声音批评这个小品丑化兽医,结果,节目临时取消。其实,整个小品里只有几句取笑兽医的台词。

 

“政治毁了我们的春晚”

一道道审查过后,奉献给观众的会是怎样一台晚会?不用多想,每年的开场永远是花团锦簇;歌曲演出注定是华服艳丽……在八股式的主持语言和宏大主题的烘托下,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了极具符号意味的新民俗,实现了从领导到百姓对现代中国的“共同想象”。

研究者潘知常指出,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春晚让国人在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压抑后获得了释放,那90年代以后的春晚则更多地展示了欢庆太平盛世的虚拟仪式。网友评价:“以颂(庙堂之声)为主,以雅(文艺之声)为辅,以风(百姓之声)为补。”

袁德旺回顾说:“1990年以后的春晚,基本上变成了对过去一年党和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回顾和总结,节目本身是以庆典的方式来播出,它必然越做越大。舞美越来越讲究,纯粹政治化的语言在串联词中越来越多。”

央视前副台长洪民生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尤其是最近五年,路子不对,老百姓过得还很苦,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在他的时代,春晚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电视人的信仰是万家争鸣,“政治毁了我们的春晚,”他说得很直接。

然而对这种举国欢腾式的盛典氛围,主创团队中也不乏由衷的支持者。2009年春晚导演之一的朱海曾在座谈会上质问:“如果把春晚的开场从红红火火、歌舞喧天的背景舞蹈换成奥斯卡那种一人独秀的开场白,观众能接受吗?”

郎昆更直截了当:“在这个大年三十阖家团聚的时刻,国家有话要说,国民有话想听,它的关键点就在于国家有话要说的时候国民是否爱听,是否想听。它的核心主导在于,总导演是否给国家想说的话和国民想听的话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曾担任多届春晚策划的甲丁表示,很难再有像王景愚的《吃鸡》、游本昌的《洗澡》这种感觉的作品,往往每个环节都要负担一些主题,纯娱乐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作者的创作负担太大了,还没有写,就已经有了很多限制。

节目创作乏力,还有一点是出于现实考虑。“说实话,在春晚你的付出和你的所得是不成比例的。”甲丁说,要沉下心来几个月为春晚创作,又要得到各级认可,很多创作者权衡得失后就放弃了。

在这种情势下,赵本山在他的流水线小品里既表达了小人物的卑微和诉求,又极为适时地融入了对祥和局面的讴歌赞颂(如台词“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成为上下通吃、各家讨喜的典型。即便有观众表示厌烦他的三板斧、有专家称老赵江郎才尽,导演们也不敢轻易舍弃赵本山这颗最大的棋子。

 

可以无聊,但不能出错据报道,郎昆、甲丁等人都曾经亲自担当“领头吆喝人”。媒体调查称,春晚的第一个领掌员,其实是著名相声演员赵炎。

1984年春晚,马季说的是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晚会开始前,赵炎问导演黄一鹤,自己除了表演相声小段《春联》之外,还能干点啥。黄一鹤于是给了他一个“拉拉队队长”的任务,带领大家热烈鼓掌。当年他恐怕想象不到,此后连导演自己也要加入到这个离奇的队伍中吧?

 

条子太多,只能让歌手“大联唱”

“有硬关系就能上春晚”在坊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今年年初,2001年春晚导演王冼平痛陈“条子”之害,这是第一次由导演亲自戳穿“皇帝的新装”。

那年,王冼平一共收到43张“条子”,其中以歌手居多。她一开始没有示弱。把所有的“条子歌手”叫到一个房间开会,直言“你们要靠作品说话”。没想到最后,还是没拼过这些人背后的关系。

“最硬的那张条子是个演唱水平无法恭维的女歌手,要求在12点独唱。她的母亲打电话说:‘知道你领导的领导是谁吗?’”王冼平没有对记者说出那位歌手到底是谁,只是披露最终该女歌手在重要时段唱了男女二重唱。

究竟是谁,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袁德旺说:“很多人一年什么节目都可以不上,但一定要上春晚。因此就有可能发生潜规则,行贿、送礼、找领导、找关系,有利于他能上春晚的人,都会送。没有关系开始搭关系,只要是能上就行。”

只有部分“关系户”的作品会被台领导否决掉。导演既要跟领导沟通,又不能讲得太明白。这样来来回回打“哑谜”,有时到最后不得不直接给台长打电话才能解决。

“关系户”太多,晚会装不下,“大联唱”便成了导演们无

求稳、求妥、谨慎前行,成了从导演到各部门的共识。面对社会上“春晚革新”的呼声,很多导演也想过另辟蹊径。孟欣试想过用老太太和孙女期盼家人回来的场景安静开场,郎昆曾想在春晚的高潮部分引入交响乐,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太出格的设想,却都在提交讨论阶段就告夭折。

到目前为止,近年春晚创新力度最大的还是舞美。依靠LED大幕、3D画面等技术,春晚的炫目程度日益升级,但华丽的包装下,却难掩节目的空洞。

做过四届春晚总策划的石林指出:“苦恼还是寻找交叉点,要撇开审视是不可能的。不出错与稳妥,是一直的要求。这就需要找准分寸,找不到那个点儿就躲。这样一来,更多的心思花在置境上,形式大于内容,这东西越大,那里面的瓤就越干、越小。”

像最初两届春晚那样生活化的场景和即兴的表演—演员演完了就跑到台下嗑瓜子,刘晓庆在念完电报之后自作主张地加上独白“想念爸爸妈妈”,在但求无过的“后春晚”信条下已是痴人说梦。学者朱大可曾说,对于中国人,春晚是一根典型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更可悲的是,连春晚现场的笑声都要由导演们来设计了。

奈的妥协之举。袁德旺把这种工作比喻成“编筐”:选定一首歌让关系演员唱,来一个人便往“筐”里装。装得多了,独唱变二重唱,再变小合唱,多人联唱也就这么出来了。即便身为一台之长,杨伟光也没法取消这种节目编排:“拿不掉,因为有人积极推荐,需要安排。”

 

钱就没法挡,也不能挡

“关系”无法拒绝,钱就更没法挡,也不能挡。

20多年里,春晚为央视创造了巨大的口碑效应,也变成了春节期间金灿灿的“聚宝盆”。每年春晚的广告和赞助回报以亿为单位,观众最为厌恶的“念电报贺辞”环节,主持人字字“珠玑”吐出的都是哗哗的入账。

2000年,明星唱广告歌开始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语言类节目也概莫能外,从相声桥段到小品里的着装、台词,“植入”多到了令观众反胃的程度。即便2010年开始声称取消广告,同样还有其他隐性形式在继续保证春晚的盈利。

甲丁说,1983年春晚那时候观众团团坐,所有演员给主演的人当“托儿”,整个调动大家情绪,形成了台上台下特别明确、特别良好的互动氛围。“现在台底下坐的都是赞助商,没有一个位子能提供给演员。大家一起联欢的感觉没有了。”

“我希望大摇臂扫下去,每个桌面是干干净净的,可现实是上面摆满了赞助商的产品。”这是王冼平最大的无奈。做一台“干净”的晚会,还可能吗?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周刊》封面报道焦东雨、闫小青等《谁在导演春晚》,

《南方周末》万静《上春晚要过六道关》,《三联生活周刊》陈晓《30年春晚,寻找归途》,

《三联生活周刊》王小峰《甲丁:春晚创作都不花心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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