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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法律人士):卖淫职业正当,真正可恶可耻的,则是以道德名义实施的的强权的迫害、选择性的执法   

2013-09-02 08:56:41|  分类: 人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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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谌洪果《卖淫作为职业的正当性》

有的职业充满荣光,有的职业令人羞耻。卖淫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卑贱的营生,尽管它是“世界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并且也一向是最繁荣的职业之一。

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所以历久而弥新的娼妓业才会遭致各种非议贬损;但卑贱者也有自己的尊严,所以才会出现对卖淫行为的各种辩护理由。

在毕希纳的历史剧《丹东之死》中,对卖淫的正当性有精彩的表述。妓女玛丽昂的父亲,又懒又馋的醉汉西蒙殴打老婆,指责她引诱女儿堕落,玛丽昂的亲为女儿大鸣不平,回骂道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要是那些阔少爷不在她那儿脱下裤子来,你就捞得着裤子穿了,啊?要是她这个小泉源不流水,你这个酒囊还不早就干死了,啊?我们干活的时候身体四肢什么不得用,为什么就不许用那个;她老娘就是从那里把她生出来的,还很疼过一阵呢,难道她就不能用那个养活她老娘了,啊?再说,这又疼到她哪里去了,啊?你这个笨蛋!”

在另一幕场景中,妓女玛丽昂在丹东面前坦承为什么要从事这一行当:

“我的生活既无间歇,又无变化。我始终如一。我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渴念和攫取,是一团烈火,一股激流。我的母亲为我伤心而死人的出路只有一个,爱从哪儿寻找快乐就从哪儿寻找,肉体也好,圣像也好,鲜花也好,玩具也好,那就是所谓的感情,谁享受的快乐最多,谁祷告的也最多。”

母亲的理由是一种生存哲学:每个人都有自主谋生的权利,而且每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身体的不同器官进行谋生的权利,无论是手、嘴、还是其它特殊部位,别人无权置喙或干涉。生存权本身就是最大的正当性,不同的谋生方式之间不应存在道德评判上的高低之别。

女儿的理由是一种生活哲学:快乐即道德之善。每个人都有权依据自己的感觉、偏好、兴趣去寻求自己喜好的生活。这是一种本能或自然主义意义上的生活,因而也是天经地义的生活。灵魂的幸福与肉体的幸福或许有形式的不同,但同样没有价值判断上的优劣之分。

母亲的生存理由进一步延伸,就会指向某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卖淫与道德好坏无关,而与财富分配的公正与否相关。剧中的市民说:“是饥饿逼她卖淫,逼她讨饭的。刀子是为那些出钱买咱们老婆和女儿肉体的人准备的。”尽管玛丽昂的母亲对这种大而化之的理由嗤之以鼻(她更关注个体性),但二者之间的确具有内在本质的关联。既然卖淫是为了生存,所以政府的责任,或者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种制度的不公正,使每个人可以靠其他更体面的方式自食其力。

女儿的生活理由进一步发展,就会指向一种自由主义的诉求。自由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其要旨在于个性、品味的多样化,在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开放性和可选择性,更在于社会能够提供某种行使自由的边界和平台:只要是个人自愿选择的自由,就要尊重,而不能压制;只要你的自由不对别人造成直接的实际的伤害,就可以自行其是,即便这种自由令人厌恶、或与别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冲突;此外,基于人的资源、条件、机遇、禀赋等的差别,应该让每个人拥有尽可能平等的空间来发展属于自己的自由。

然而,在中国,卖淫嫖娼的正当性问题,则比上面两人的直率论说更为尖锐、复杂和惨痛。在凤凰卫视曾子墨主持的一期“全民相对论”节目中,电话连线了一个妓女她与一位代表主流价值观的律师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她说,为了养活孩子家人,干这一行,有什么好挣扎的呢?她为此发表了一番控诉:

“这个职业不是现在才有,它存在肯定就有它的合理性,存在就是存在,不能说它不存在。不光是我一个人,千千万万的姐妹都存在,不能当我们是空气,我们就是存在的,是不是应该修改一下法律,难道我们跪在地上乞讨就应该吗?你们就觉得那是应该的,是吗?我们这么做就不光荣、不道德了吗?我们这么做没偷没抢,没抢你们家的,没偷任何人的。”

“那些民工,老婆不在身边,他们的性怎么解决?那些老年人,他的老婆已经死去了,他的性怎么解决?那多未婚的性怎么解决?找不到老婆的人性怎么解决?我们满足了他们的性需求,就这么简单。法律规定的它保证就是正确的吗?那我问你让这些人去做强奸犯,那些法律就对了吗?要我们去偷,要我们去抢,要我们去大街上乞讨就对了吗?法律就对了吗?法律是从人性出发的吧?”

无论占据怎样的道德制高点,面对这位妓女的质问,我们都只有无言以对。我们之所以没有资格拿起任何道德或法律的大棒来审判卖淫者,是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当中,有谁,能真正解决她们遇到的问题——生存的问题和生活的问题?

然而,如果说我们没有资格审判卖淫者,我们也同样没有资格为卖淫者辩护。这是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度,但同时又是政治文明极为匮乏的国度;这是一个泛道德化的国度,但同时又是随意践踏道德底线的国度。这位妓女能够站出来,体现了某种道德的勇气,也表达了某种对道德的蔑视,但其中真正指向的,却是这位妓女,这个社会、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道德的困境。

是的,为了为从事这一职业的人辩护,人们除了找到生存和生活的理由,还找了很多社会和人性的理由。比如:她们的悲伤处境,她们的坚强忍耐,她们的善心善行(如为残疾人农民工提供性关爱)。然而,这些包含各种特例的描述,并不能使从业者变得扬眉吐气。毕竟,大多数的卖淫者丝毫不愿意站出来为这一职业据理力争。毕竟,职业的性质决定了,除了经常性地被打压、被敲诈、被侮辱、被损害之外,从业者必须在无节制的、无规律的、空虚的、放纵的、冷漠的生活中寻找某种平衡。也因如此,玛丽昂的母亲尽管尽力为女儿的卖淫辩护,但她曾经也这样教导女儿:“贞洁是一种美德。”

这就是矛盾。当一个人为某种观念和行为辩护得越厉害,其内心往往对此就越不自信、越自我怀疑。事实上,每个卖淫女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每个卖淫女都知道这是在透支青春,都想挣够了赶紧离开这一行当。尽管很多卖淫女似乎已经变得很坦然,但这毕竟只是从业以后的事后正当化论证。无论“性工作”被认为多么正常,一个人要走出这一一定是万不得已的。

这里不需要辩护,但却需要眼泪和忏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一个杀人犯,一个妓女,在昏黄的灯光下,痛苦认罪,却幸福地从《圣经》里寻求真理的亮光,来映照自己的残破。妓女对杀人犯说:“我们将一同去受难,一同背十字架。”因为没有什么比不敢认罪的罪人更无助可怜的了;因为人什么都不能做,而上帝做了一切。如果是我们,面对这样的场景,会怎么说呢?很多人一定会轻蔑地说,活该,他们有什么资格。但在那一夜,那一刻,这两个罪人,比一切道德高尚的人们更有资格讨论正当与善的问题。

真正荒唐吊诡的,是肆意的审判和辩护;真正可悲可怜的,是抓获罪人之后的道德狂欢;真正可恶可耻的,则是以道德名义实施的的强权的迫害、选择性的执法。性是最好的诱饵,也是最佳的猎物。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妓女数量在全世界最多的事实,必须承认性的背后掩盖不了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相互伤害、纵容敲诈、政治恐惧的现实。我们也必须承认长期以来“无性无智无趣”的生活对民族精神造成的扭曲,承认我们无处不在的偏见狭隘和灵魂苍白。

政治的冲突从来不是在政治领域得以解决的,它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展开斗争,要么在充满肉欲搏杀的领域,要么在属灵善恶抉择的领域。前一个领域,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和经历,而后一个领域,我们则常常置若罔闻,因为我们害怕面对其中的恐惧与战栗,害怕面对一个个内心的拷问。没有这个维度,卖淫和嫖娼,就永远是一个随时可以加以利用,又随时将被弃之若履的无解难题。

是的,为了更有尊严、更有道德和更自由的生活,让我们继续呼唤“认真对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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