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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尔将军

人生如棋,落子不悔

 
 
 

日志

 
 

资中筠:不要上缴独立思考的权利  

2016-06-04 11:48:22|  分类: 人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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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书卷、靠椅,两相对坐,眼前的八旬老人,虽发色花白却明眸依旧,端庄雅致。资中筠先生晚年放弃了安享静好岁月,她笑称“风花雪月太奢侈”,因为她不满“现世安稳”,因为她本就是感时忧世之人,所思所想重比山峦,压在心头;又湍如激流,涌泻笔端。

作品:能让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前的茶几上,摆着新出版的一套《资中筠自选集》,清新素雅的5卷本,是资先生近30年来文字的集纳,也记录着她在时代沧海中浮沉求索的一生。

其中,《闲情记美》是朝花夕拾,采撷先生多年来所读之书、所行之路,以及伴随全程的音乐情缘;《不尽之思》如私家相册,勾勒了先生的故交旧人和无限往事,有笑有泪;《士人风骨》可谓一方明镜,把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道统与处境照得明明白白,连同他们失落的精神家园;《坐观天下》为学术文集,尽显国际关系研究的功力,却鲜有晦涩的字眼;《感时忧世》则仿佛一块醒木,针砭时弊、警示人心。

先生感叹:“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其实,贯穿这套书的,正是这种绵延不绝的忧思;而“士人”,也正是资先生本人最贴切的标签。士人身上该有的气质和风骨,在她身上都有所体现。比如“正气”,比如“傲骨”,比如悲天悯人的情怀,比如追求真理的执着,比如对权贵的俯视和对人格独立的珍惜。

《资中筠自选集》在读者中,尤其是在学界引起的震动之大,令出版者都始料未及。学者袁征说:“在某些人眼中‘单纯幼稚’的她,实际上对于社会的剖析却是如此深刻。”作家阎连科称:“读她的文章,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有多么华而不实;和她谈论文化、文学、历史、现实与时弊,她又常常让我哑然失语,觉得自己不仅是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而且是一个连精神上都有腰间盘突出症的严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个。每一次和她的文字与她本人交流之后,我都对自己说:回家多读几本书吧,把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从书中看到的资先生,既温文尔雅又慷慨激昂,既从容淡定又愤世嫉俗,既有真心追求也有痛苦挣扎。她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

青年时代:“原罪感”与“自省”一直纠缠着

资中筠出生于1930年6月,祖籍湖南,在天津租界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银行家,眼界开阔、为人方正;母亲生于风气开明的官宦之家,厌恶纨绔子弟,崇尚学问,对子女言传身教,细致入微。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资中筠自小就对爱国、自强、勤勉、诚信、慎独等传统道德观有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她的两个妹妹资华筠、资民筠也都好学有成,一位是著名舞蹈家,一位是资深物理学家。

1948年,资中筠走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其时清华名师如云,雷海宗、钱锺书等大家的课她都上过。和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她自幼就对中国的积贫积弱刻骨铭心,对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十分不满;同时她又深受魏晋名士的影响,常怀出世之想,厌恶一切政治斗争,感到只有校园是一片净土。她特别为清华的图书馆所吸引,课余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中度过,以醉心书海为乐。

不久,迎来新中国成立,在土改、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等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大潮中,年轻的资中筠也满怀热情拥抱新时代。毕业时,她带着全班女同学爬到楼顶,向朝阳下的国旗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就觉得自己的前途和祖国同样灿烂,为此献身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毕业后,资中筠先去宗教事务所工作,后来长期在外交外事部门工作。“那个时候,理想主义是很珍贵的。我身边的人个个摩拳擦掌。包括我的父母,也在拥抱新时代,写信教育我好好工作,争取入党。”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资中筠的父亲受到冲击,她自己在单位也成为“重点帮助对象”。她发现,“没有吃过苦”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必须向无产阶级靠拢,跟上新时代,才能避免沦落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她羞愧地烧掉了自己觉得有“小资”情调的少女时代纪念册,与过去决裂,从此走上漫长的思想改造的道路。“平心而论,那时是完全自觉的,没有人要我那么做。”她甚至疏远了父母,任何动摇都只能是自己“改造思想和感情的不彻底”。这种“原罪感”与“自省”一直纠缠着资中筠,以及跟她差不多情况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大跃进”的年代,资中筠和丈夫陈乐民正在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听说国内物资匮乏,全民闹饥荒,感到在外面“养尊处优”于心不安,立即要求调回国内,为的就是与人民一起挨饿,这也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一直到“文革”前期,资中筠都保持着这种心态,但凡受到委屈,心中默念的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有“委曲求全,顾全大局”的训诫。在她内心深处认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与那个“破四旧”的时代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纠结的状态到“文革”中期才开始逐渐改变,“种种荒唐之事让我们逐渐产生怀疑”。一旦有了怀疑,就像是打开了一条缝,并且越来越大,再也关不住。

晚年风骨:作为“士”,从来没有退休

改革开放后,资中筠再度对未来充满了热情和信心。“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1980年,资中筠加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5年之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工作。“当时没有那么多忧思,只有一个念头——努力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她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当她逐渐将目光集中到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上时,“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开始了对社会“流毒恶习”的批判。对于官场腐败、贪赃枉法的例子,她恨之入骨;看到趋炎附势、丧失人格之人,她横眉冷对;面对泯灭诚信、损人利己之风,她忧愤不已。“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

1990年,她辞去美国研究所所长职务,1996年正式退休,而作为“士”的资中筠,却从来没有退休。她对自己和社会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并且老而弥坚。

2010年,资中筠发表了《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透彻的分析,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各大媒体纷纷转载。

这位被称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老人,称自己“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她呼吁知识分子发扬士的担当精神,捍卫自由道统。同时,在她看来,当下中国亟须再启蒙,回归常识,让理性之光照亮心智,让年轻人认识真实的历史。

在与记者交谈时,说到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对青年人的期望,先生仍是忧思满怀,却又饱含眷眷真情。

谈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脑子来考虑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迷失的过程,“独立思想”是您自幼的教育,为什么会放弃?

资中筠: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情,因为心路历程太曲折复杂。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上,当时社会的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全民进入蒙昧时期,知识分子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主观上,知识分子主动“改造”自己,他们拥护新政权,因为新政权满足了他们外抗强权的需要。认为多少年来,能救中国,让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就是眼下的新政权,所以要诚心诚意地拥护。即使这个过程中自己有一些个人委屈,都是次要的。其次,当时许多饱学之士有一种自卑,对自己曾经所学的那些已经“夕阳西下”的东西完全批判和远离,努力摆脱“原罪感”。当时人人想的都是“必须跟得上历史的潮流”,那是一种自觉。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上缴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的脑子来判断。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您一直倡导“再启蒙”?

资中筠:说“再启蒙”,就是人用自己的脑子来考虑问题,有独立的精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能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我回归得算比较彻底。但启蒙不是万能的,它代替不了制度。如果在社会中,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依靠自己的良心做事很难,同流合污很容易,这就是制度上的问题。有一些道德滑坡其实是制度造成的,不能拿文化启蒙和伦理重建代替制度和法治的建设。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那么关心政治了,“独善其身”的比较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资中筠:的确,知识分子的缺席给当今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空缺,曾经“家国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但现在青年一代已经基本摆脱了这个传统。一是因为没有共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民主、要科学;解放战争时期,都针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新中国刚建立时,中国积贫积弱,大家都在想怎么样让中国强大起来。但现在,知识分子似乎没有达成共识。二是不能敞开来讨论问题。有些东西本来是已经达成共识的,却突然变成了不可说的东西,不同的意见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辩论,道理不能讲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在有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倒是能聚拢一部分人。客观原因是中国现在强大了,很多人都以为中国了不起,再加上国际上,目前欧美都碰到了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一些人就开始妄自尊大,这是一种肤浅、浮躁的情绪。有一点民族情绪不可怕,可怕的是拿这个来掩盖真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经常说自己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忧思为什么会这么重?

资中筠:我们这一代人的“痛点”比较低,对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触动、愤慨、忧心忡忡。不好的事情,既然我看到了,就没法视而不见、不说出来。比如对于腐败,我就特别不能容忍。腐败最坏的一点是,它会腐蚀人的心灵,让人觉得诚实的劳动是无望的,只能走旁门左道。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平等、讲人权的社会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希望从我的忧思中,大家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了解一点常识和逻辑。

谈青年:不一定要做英雄,但要守住底线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当下青年人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资中筠:物质主义的泛滥。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理想、时代潮流,很少会想今天穿什么衣服,明天吃什么东西。结婚时没有房子,就跟别人借一间办喜事,办完就回集体宿舍,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可接受的。而现在物质主义的风潮越来越厉害,一个女青年为了一个名牌包甚至可以卖身,这简直不可想象。再加上现在人才全球化的背景,大家都可以“用脚投票”。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现在有人说清华又变成留美预备学校了。不过当年出国留学的青年大多回国,带回来先进思想,要为中国现代化做贡献;现在多数人一去不回,即使回来,也是准备着要走进既得利益者的圈子,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迁就现状,甚至和丑恶同流合污。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现在是“聚天下英才而摧毁之”,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资中筠:实际上不仅是高校,教育出问题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近10年来,国文教育逐渐受到了重视,但只摇头晃脑地念《弟子规》是没有用的。现在连小孩子都知道要去贿赂老师,做班干部,为的是以后在考试时加分。小时候就学会趋炎附势,长大了难保不会走向弱肉强食。每天回家去给父母磕头是没有用的,以后为了钱的问题他仍然可以六亲不认。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其实是公民教育,教育孩子什么是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运用合法、合理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提倡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是应该的,但如果只做表面文章,就会变成虚伪,其结果就是培养出伪君子和两面派。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现在的青年还能代表民族的未来吗?

资中筠:民族的未来还是要靠青年人。老言无忌,跟童言无忌一样,但是如果说真话的或者负责任的都是老人,我们就真没希望了。从绝对数量上来说,现在有思考、有见地的青年比以前要多很多,因为教育大大普及,他们所接触到的知识更深更广,眼界更开阔,思维更全球化,就这一点而言,鲁迅那代人也没法比。我也常常看到一些有思想、有理念的青年写的东西,也受到他们的启发。不过这些人是分散的,不像五四时代那批人,虽然人数不多,但能成为一股力量。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青年人有什么样的期许?

资中筠:不一定要做英雄,因为每个人的才能、机遇不一样。但首先要凭良心做事,守住底线,尽量抵挡住社会的潜规则,不要同流合污。假如为了守住底线需要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的话,也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其次是不要攀比,现在很多青年的意志薄弱与攀比之风很有关系。先做一个正直的人,再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中国的青年需要比其他国家的青年更有韧性。

本文作者:胡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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